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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首届民办教育投资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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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双轨体制的代价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3-09-16 康永久

    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

    我们可以把现代学校双轨体制主要区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基于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等级区分,二是基于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等级区分,三是基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等级区分,四是基于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之间的等级区分,还有一种是基于教育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地区性分割。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学校双轨体制的等级区分有时强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双轨制的学校体制不得不蜕变为一种单轨制。如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双轨体制有时就蜕变为单一的普通学校体制,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双轨体制有时就蜕变为单一的公立学校体制。这是因为一种高等级的学校对另一种被认为是低等级的学校排斥到极端的程度,以致于低等级学校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下面我们将分别就这五种制度性的等级分割进行简要的代价分析,以便对它们曾经或现在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做出我们的解释。

    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等级区分是被人们广泛注意到的一种等级区分。我们通常讲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中的双轨制,就是这样一种双轨体制。对个人而言,这种双轨体制增加了人们在不同轨道的学校之间往返的难度,因而也就减少了个人摆脱自己目前生活处境限制的可能性,增加了个人的现实痛苦。对教育而言,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双轨体制阻隔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相沟通的道路,同是也阻隔了不同教育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的道路,使教育的整体效益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对社会而言,这种双轨体制限制了可供选择的后备人才的范围,因而降低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效率。如果是一个追求自由、公正的社会,这种学校双轨体制还将加剧社会之间的对立——也就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摩擦成本,从而使这种社会价值取向受到伤害。总而言之,这种制度如果单纯只是从外显效率的角度去分析评价,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根本就未曾达到令人满意、更不用说是最优的程度。它曾经乃至现在的实际存在,只能说明两件事情:一是它具有某种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效率特征,这是它得以存在的直接基础;二是它为某些人提供了一些潜在的收益,从而间接支撑着它的运行。然而,随着知识和技术更新步伐的加快,现代知识和高新技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愈发突出,以及人们文化教育方面需求的日益增长和频繁变动,以实用工艺技术的传授为基础的职业学校和以普通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为基础的普通学校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①

    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的等级区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取得了教育中的高效率。以我国的重点中学体制为例,在传统的计划体制条件下,这种重点中学体制在个人成长、教育效益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个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个人努力赢得进入重点中学的学习机会,便于个人集中精力于学习之中。社会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使用,有助于形成规模效益。国家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人才,也基本上让人心服口服。然而,即使是在这种高效率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低效率方面。一是教育资源的这种定向分配方式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往,国家对重点中学的资助主要集中在教师分派和办学条件改善方面,而在教师待遇方面并没有什么配套政策,再加上缺少有效的竞争机制,实际上多投入的那一部分教育经费和人员并不一定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由于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教育经费和人员的这种倾斜调配也会降低非重点中学的人员和经费的使用效率。二是这种以公平著称的重点中学体制也隐藏着不公平的内幕。首先是入学考试的标准、出题的思路有争议。其次是以往的重点中学办学特色不突出,只能是让学生求同存异,从而使那些不适合其办学思路的学生发展受损。再就是其中那些封闭运行的身份学校——如各式各样的子弟学校的存在也降低了其所能达到的公平程度。三是在外部制度框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实情况下,重点中学日渐成了少数人(包括特权拥有者)的牟利工具或后花园,因而即便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表面上的高效率,也开始不为人们所认同。

    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也曾被认为是教育进步的现代标志。杜威就曾对美国的公立教育体系大加讴歌。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中依然存在不同的种族、各种宗教的派别、种种经济的区分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种教育机构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同质的和平衡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同一个政治单位中各种团体并列所产生的离心力量,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不同风俗的青年混杂在一所学校,为大家创造一个新的、更广阔的环境。而“彻底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根本机构是公立学校制度。”②但如今世界范围内公立学校普遍具有的低效率现象——这种低效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而且也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越来越使人难以满意。这种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与其自身的体制有关,也与其和私立学校之间的条块分割有关。公立学校所共有的产权不明、职责不清、激励不力、压力不够、人浮于事等缺陷,使它所追求的那种带有浓厚平均主义倾向的价值目标根本就难以实现。它的福利性质,它的收益的个体性、长期性和间接性,及其对政府紧缺的财政支出的依赖,通常也造成了教育的短缺。它与私立学校之间的条块分割则阻断了其借助制度竞争而自我发展的道路,加剧了其自身的固有缺陷。这种所有制歧视不但剥夺了某些人接受政府教育资助的权利,限制了人们的教育选择,在教育中导致一种强买强卖的专横倾向,而且人为地制造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乃至接受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人之间的对立。

    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样之间的对立和失衡在许多现代国家也一直存在。1982年我国对重点中学的一次调查显示。在13个省、市、自治区的348所重点中学中,城市243所,占70%,县镇98所,占28%,农村7所,占2%。③这种教育中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国家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现在看来,抛开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向城市的过度倾斜这种人为的社会不公不说,这种教育中的城乡二元体制也存在着效率上的深刻缺陷。农村学校中的低效率自不待言——由于受困于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长期以来,农村学校处于超负荷运转的艰难境地和粗制滥造的教育层次。城市学校的效率因此也成问题。由于衣食无忧,且干多干少一个样,教育业绩难以与个人收益直接挂钩,因而城市学校也长期处于得过且过和等要靠的状态。此外,这种对立还阻碍了城乡学校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分享,尤其是降低了城市学校教育影响的辐射力。而且,这种教育体制与其它社会体制一道,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这对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等目标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在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没能实现这些目标,不能不说与这种体制本身有关。甚至可以说,城乡之间的这种对立造成了一种新的身份的等级制。

    此外,基于教育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地区性分割所带来的教育的低效率乃至个人生活的低效率和社会不公,也是触目惊心的。这种地区性分割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着。户籍管理制度对个人教育选择的限制既是导致教育活力不足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个人教育选择成本无限度地增长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有不断被强化的趋势。就近入学的教育政策,就给予了地方在教育中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合法性。由于加大了地方在教育发展中的权责利的分量,教育带有了更强烈的地方色彩。这样一来,不同地区在高考录取分数线上出现显著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在这种地区性分割下,对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限制即使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也达到了无处不用其极的地步。以突破全国范围内的条块分割为重要内容的改革开放事业在教育领域反而导致了更严重的条块分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注释:

    ①杜威对曾经存在于早期民主制度之下的这种教育双轨体制提出了经典性的批评。他说:“把公共学校制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施行传统的方法,偶尔也有几处改良;另一部分则去应付那些准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是一种社会宿命论的办法,完全和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以机会均等为理想的民主主义,要求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要把学问和社会应用,理论和实际,工作和对于所做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从头就融为一体,并且大家都一样。”“任何从现有工业制度出发的职业教育计划,很可能表现并延续这个制度的阶级划分和缺陷,因而成为实现社会宿命论的封建教条的工具。”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141。142、225页。

    ②同上,第140-141页。

    ③袁振国著:《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来 源: 教育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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