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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品牌与民间资本的结合是快速发展中国教育的一种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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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4-02-15 张铁明 |
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教育的举办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直接意志体现，它往往决定并引导着政府管理学校的体制和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及机制。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谈构建现代学校制度，一定要走出我国几十年来沿革的倚赖着由政府举办教育的制度惯性及其框框。 变制度创新为巨大的生产力，以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一 基点： 中国教育资源的虚空与需求
面对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的迫切人才需求，但人力资源水平整体低下，教育资源又非常短缺的多重矛盾，如何高效率快速度地发展中国教育，以能在较短时期内有一个巨大的教育资源大增量并优质化，是一项摆在全国每一个国民面前的艰巨任务。但如果单靠简单的学校数量增加，却没有教育举办制度的创新及其所拓展出的更加充盈的体制空间， 这一目标的达成是不可能的。
我国存在着严重的教育不足状况，据1998年国家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初中在校生人数仅是小学在校生的39.06%（ 同年数平均比则为78.12%)，高（职）中在校生又仅占初中阶段学生总数的37.8%，包括成人大学在内的全部高校在校生，又仅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30.1%，研究生在校生占全部大学在校生比为3.2%不到，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的5.8%。 还有2000多万城镇失业人口需进行再就业培训，8500万文盲要扫除，2亿多低素质农业劳动力需非农就业。1999年大学扩招，其中普通高校招生比上一年增长47.3%，在校生数增21.3%;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增幅为31.45%，研究生招生增长39.32%;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录取新生超过250万人，比上年增加13%，研究生招生16万，增长24.5%。 但就是这样连年扩招，我国的1000多所普通高校，2001年在校生才达约712万（而美国同期有4000多所高校，在校生1450万)， 到2002年也才是903万。劳动力中，86%是只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人，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只有4.3%。而且，各行业各层级人员又都有一个不断知识更新和素质提高的再教育问题。
建国五十多年来，我们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教育严重的投入不足。政府的投资水平，在发达国家，占到了GDP 6％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达4.1％，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已经到了4.9％，而我们国家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就提出2000年要达到4% 的目标， 但到2001年也才恢复到1991年的3.19％水平。 在这个占GDP 3.19％的总量里， (1999年)国家的财政只支付了9％，省的财政只支付了13％，其他的是由县、乡甚至村以及学生个人学杂费来支付的。我国政府提出2020年实现小康，但2001年中国平均一个人才239.43元(30美元）的教育经费，生均（含大中小学）才达951.15元人民币/年；全国农村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一年才28元， 人均公用经费低于20元/年的县占了大约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约占10%;而香港1997的人均教育经费已经达到了七千多港元，2003年小学生均经常性经费就达5.5万元/年。
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欠账非常之多中的一笔，就是早应该发的还欠着。如，2002年作为全国新经济指数评价位居第三的广东，截至2001年4月止，除广州\珠海\深圳外，18个市欠债竟达97.68亿元，其中义务教育欠债80.24亿元，高中阶段欠债17.44亿元。广东尚是如此，可见全国一斑。
我国的学校也是严重不足。 学校大班现象严重并在加剧， 连续几年均呈现增长态势，特别是 初中， 56—65人的大班，占全国的总班数的27.65%;超大班数(66人以上） 占全国的总班数的23.38%;两项合计为51.03%. 又如，广东前不久还有一个中等发达县城中的一所公办学校有5千多个学生，平均一个班坐有117个孩子！另一个县的中心城区两所小学，2003年学生数分别为8443人和6082人， 班平均人数分别为87.9人和89人！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同时优质教育资源也是非常稀缺，能评上省、市一级学校的只占2％弱。全国有中小学55.57万所， 假设提升省、市一级优质学校每所平均投入1000万元， 每增加1%就需555.7亿元， 到2020年如果省、市一级优质学校增加10%，就要有5557亿元，将是2001年国家全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1.82倍.
再就是，高层次的教育严重不足，以前我们读大学是几百里挑一，现在所有的大学，包括夜大、成人、自考，全国的毛入学率也才达到15.3％，普通高校才只有7.8％，也就是说一百个18—22岁的青年里，只有7.8％的人才能读普通高校。依2020年全国的毛入学率达到25％计， 大学在校生应达约2500万以上； 按国家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测算，从教育投入当前初始成本看，每新增一个普通高校大学生，约需投入4.5万元以上。而按这教育发展目标，我国在这以后16年须新建立1000多所、平均每年新建63所的万人大学，每年新建大学基本办学条件总投入就达283亿元，共需4500亿元以上。
这一笔笔的大投入，除了要政府增大财政支出外，还必须在教育投入体制和举办教育制度上有重大的突破。譬如，根据测算，我们中国的1.8亿个农村家庭里，能承担子女上大学的最多才0.8亿个家庭；而我国近年能上大学的，已经有超过20％的家庭是贫困家庭，特困家庭是8％甚至有的地方达到12％。但我们国家却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财政来资助贫困学生。 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有体制的变革来完成。 按照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成本来看，每增加1％的学生到民办学校去读书，或有20%的大学生为自己选学系、专业多支付2000元/年，就可以解决我国在校大学生8％的这些特困生全额学费的4000--6000元资助问题，或对全部20%的贫困生每月补助生活费200元甚至于更多。民办教育或选择教育首先是一个典型的教育产业，可以对有选择教育需要的家庭收费、经营、成本核算等（由选择产生了支付补偿）。可见， 要从根本上才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同样产生着巨大的教育经济成本，即必须把教育办的更好、更有效率，增加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中国教育资源的巨大虚空， 除了说明了我国教育潜在需求非常之大以外，同时也说明了教育市场开发与可投资经营的广阔潜力，说明了我国教育制度创新的极大可拓展空间， 说明了我国教育必须牢牢建立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增量优先兼顾均衡的原则上。这就是决定了中国教育只能走多体制形式发展道路的根本出发点。
二 品牌+资本： 原因、动力、方式与阶段特征
国有学校品牌与民间资本力量的结合，就是快速发展中国教育的一种教育举办制度的创新。她是多体制发展中国教育形式中的一种高效率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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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中国教育先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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