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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冰：谨慎推行教育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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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5-01-26 |
湖北省监利县教育局局长
教育券是经济学家设计的改变政府投资教育的一种方式，又称“学券制”，即政府不是把钱投给学校，而是把具有货币面值的“券”发给学生，让学生凭券自主择校，学校将学生的券收起来，再凭券向政府领取教育的投资，以此来促进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学券制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不过，我作为一个多年工作在基层教育岗位上的实践者，对这种改革心存忧虑，希望决策者谨慎推行。
一、教育券最初的设计者本来就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认为办教育也可以用市场的办法，学校与学校之间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竞争，从而淘汰“劣势”学校，兴旺“优质”学校，学生便在这种竞争中获得教育。当前中国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为推行教育券进行鼓吹。而教育家则不同。他们认为教育应该根据人口居住的多少和学生交通条件的优劣，由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控制，合理布局学校，配置教师，使教育的覆盖面达到最大化。
经济学家要求教育的效率优先，教育家要求教育的公平优先。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教育和商品等同了。教育是知识，是无形的，是动态的，进行式的，是不可计量的，同时也是不可计价的。商品是有形的，是静态的不可变化的，是可以计量的，也是可以计价的。“教育也是商品”是经济学家对教育的误导。教育对人的影响是群体的、潜在的，长远的，不可挽回的；商品对人的影响是个体的、显现的，暂时的，可以弥补的。当某种商品稀缺的时候，其他商品可以替代，而某类教育缺乏时却无法替代。正因为教育和商品不同，所以教育一旦进入市场，将给受教育者----人类的子孙后代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我国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成为各类学科的显学，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的观点也特别容易被决策者接受。所以经济学家的责任是重大的：在似懂非懂的行业内经济学家应该谨慎发言！
二、教育券鼓励竞争。
我们现在用经济学常用的假设来看看竞争条件下的劣势学校。这类学校的生源在自由竞争中将会减少。学校教师的收入因为要依靠学生所持教育券的多少来决定。当生源减少时，教师的收入会随之减少。教师收入一旦减到不能维持生活的需要时，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弃教改行，二是流到其他学校。当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实现的时候，他们即使人还在这所学校，其心也不在这所学校了。这是从教师方面谈。学生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学生可以持教育券向好学校流动。但不可能全部的学生都流动。这些不能流动的学生面对的是流不动了的教师或心思沉重的教师。可以设想，一个收入连生活都不能保证的教师会教出高质量的学生。事实上我国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还是大学，已经存在有竞争，而无法参与竞争的是那些农村的学校，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早已向城市流动了，无法流动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就学校之间的竞争而言，既然有优质学校，就必然有劣势学校，这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只要有竞争的存在，就一定有优劣的差别。
教育券制度其实就是制造对劣势学校学生的歧视，他会严重侵害这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券鼓励学生自主择校，对所谓的优质学校来说，也是违背教育科学与教育规律的。一个教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他教的学生越多利就越大，也就越好。而科学的教育，却是对此持否定的。按照教学要求，教师与学生人数的比例，小学为 1:21.6;初中为1:16.8;高中为1:13.6。包括每个班应该为多少人也是有规定的，正常的教学班的人数，每班不得超过54人。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都是按照这种要求在配备师生。
如果实行教育券，让学生自主择校，这些科学的教育规律就被破坏了，所谓的“优质”学校就会无限制地招生，这样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吗？这好比我国春运期间客车超载一样，超载越多，利益越大，同时危险也就越大。所以国家用严格的规定和处罚来禁止。目前我国中部地区一些城镇的中小学校已经严重超负荷招生，一个教学班本来只能装54个孩子，现在却有七八十个甚至上百个。这种超级大班在采光、通气、安全方面已存在严重的隐患，严重地威胁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在这种学校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鼓励去办这种超级大班吗？另外，教育是有周期性规律的，教育的效果并不可能做到立竿见影，它至少需要一个学期，或者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如果让孩子凭券择校，是一月一择呢，还是一学期一择，或者是一年一择？如果真的这样了，那么整个教育（包括教师和学生）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一个动荡不安的教育环境，能够达到我们推行教育券的初衷吗？
三、鼓励推行教育券，要学生自主择校的专家们，并不知道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的交通条件、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等等，只能决定农村 的孩子就在他门前的那所学校就读。而且，农村学校特别是分散在各个村落的众多的村级小学，由于生源比人口集中的城镇地区分散，每所学校的学生相对来说就少，农民承担教育费用的能力很弱，因此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采取的是低收费政策，今后还要推行免费政策，这就注定了这些学校一定是亏本办学。四五十个孩子，三四个教师，按教师编制来说，他们严重“超编”，但教师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和孩子的安全任务，不知要比城市的“优质学校”大多少。
如果实行教育券，对这些地方读书的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无校可择！我不知道教育券的设计者对这样的学校是怎样计算它的成本的。学校与工厂不同。学校是教育的载体，工厂是商品的载体。工厂亏本了可以倒闭，但学校却不能关门，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孩子要读书，政府 即使再亏，也要让这个孩子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教育不仅不能计算当期的成本，而且也不能计算局部的成本。当前的教育投资，是我们这个民族兴盛的成本，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强盛的成本！这种成本是我们应该支付的，我们千万不能为了局部的、眼前的“亏本”而把这样的学校推向市场！
四、教育券面值的确定和操作存在许多疑惑之处。
首先是它的随意性很大。对教育券面值的确定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和科学的测定方法，当前就是地方的政府说了算。但是地方政府同时又是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地方政府有可能为了减轻投入的压力，把教育券的面值定小。当教师的工资不能足额发放时，地方政府有可能把这种责任推到“教育券”的头上：“这是改革带来的结果”。当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工资上访时，政府 会堂而皇之地推道：“改革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怀疑，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教育券的真正企图。
其次，教育券的面值也的确难以确定。我国现有教育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平衡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推行教育券并不能改变这种差别。教育资源包括：现有的校舍、土地、设备、师资等等。教育券的面值应不应该包括这些现有的存量呢？如果包括，对存量的计价又成问题，如果不包括，对那些无法享受充足教育资源的孩子又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要改变我国现有教育资源分布的差别，只能通过政府在以后的投入中向教育资源薄弱的地方倾斜。比如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就是国家的投资向西部倾斜的战略。
再次，如果发放教育券，是全国统一，还是一省统一，或者是一县统一呢？无论是哪一种，都无法公平。即使是一个县统一发放教育券，城镇与乡村，平原与山区，老学校和新学校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绝大部分农村的小孩子是不会拿着教育券去到远隔上十里甚至几十里的所谓“优质学校”去读书的。如果这个学校在竞争中淘汰出局了，没有教师来教了，等待他们的只有一种命运——失学！况且，目前城镇的所谓“优质学校”也已经“生满为患”了，严重超负荷招生，超级大班已经普遍存在，根本无校可择。在这些地区，当务之急是建学校，而不是“择学校”。
另外，对教育券发放对象的数量无法确定，实际中无法操作。如果按在校的学生数发，则对不在校的适龄青少年不公平。即使是在校的学生数，由于教育券的有价性质，会刺激各个学校在上报学生人数的时候，弄虚作假而无法核实。作假是中国人的拿手把戏。教育券会给弄虚作假创造绝好的机会。如果按学龄人口发放教育券，虽然地方政府对家庭人口数量的掌握会相对准确一些，但却有可能造成有限的教育投资流失，学校无心去管学生是否就学，而有可能一心与教育券持有者达成某种协议，只要将教育券弄到手可以向政府兑现就行。
五、国内一些专家主张推行教育券的理由，是说教育现有的公办体制僵化，而且是政府垄断了教育资源，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只有教育券才能打破这种体制。这些观点是值得推敲的。
政府垄断教育资源有什么不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一种兜底教育，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承诺，为了保证政府的投入确确实实是用在每一个应该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学生身上，国家应该垄断教育资源。国家在垄断教育资源的同时，并没有排斥民间的的办学力量，而是鼓励民间投资办学，作为政府投资教育的补充，为此国家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地方的民办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不是教育券的功劳。浙江省长兴县2001年以来推行的“教育券”，并不是费里德曼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券，而是作为扶持贫困学生和支持民办教育的一种方式，是值得推广的。至于说到现行公办教育体制，的确有待改革和完善，这可以通过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学校岗位聘用制度、民主管理学校的制度等等等等办法来进行改革。调动学校和教师积极性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最好的办法决不是发行教育券。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如何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扩大办学规模，增加学校的容量，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有书读。
（中国民办教育社会贡献与发展政策高级论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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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中国教育先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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