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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租学校校长黄鹤：在需要教育的地方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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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4-05-29 颜菁 王卫 |
拥有了校长的职权，黄鹤开始全面推行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除去国家教学大纲要求开设的课程，他还为学生增添了“说话课”、“信息课”与“观察课”，23岁的他为自己的教育实验制定的标准是：有一副好身体，有礼貌，练一手好字、好口才，写一手好文章，唱几首好歌。他的学生可能考不上大学，但一定学有所用，聚积起今后发展的潜力。
改革的力度在乡村引起了保守人士的不安，而黄鹤也是全县唯一没有经过教育行政系统任命的校长，既无文凭也无来历，企业家的选择早就惹得一些人心里不舒服。当学校的一切工作纳入正轨，学校趁黄鹤请假回家取书之际进行了一次全乡统考，他们将考试的范围、重点明确给其他学校，唯独不告诉封比小学，结果黄鹤的学生考得最差，企业家迫于强大的压力，不得不免去了黄鹤的校长职务。
黄鹤毕竟太年轻，对传统的观念与复杂的社会都认知不深。在希望工程启动的前期调研时期，作家陈惠方为撰写《中国希望工程》曾偶遇新任校长的黄鹤，并被他投身教育的热忱深深感染，将他收录于报告之中。作家也曾替黄鹤担心，一所乡村小学，改革的气候还远远未到时候，他建议黄鹤去大学继续深造，为自己贮备更丰厚的实力。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推荐下，黄鹤来到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此前他已经将教育学本科的科目都自学完毕。从师教育界的权威之一王道俊教授后，从1990年到1993年的三年时间里，教育哲学、课程论、教学论、学校管理，黄鹤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两年后，他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生课程。
拥有了更多的知识积淀，并不意味着教育改革就一定会获得成功，又经历了在深圳南山区小学和南京晓庄学院的挫败后，黄鹤感觉他所涉足的学校，似乎都不完全符合他的办学理想。妻子一句“你想改造一所学校，不如自己建立一所学校”，点中了黄鹤。
■眼前的情景让黄鹤吃惊不小：“市场很大，小孩子这里一窝，那里一窝的。问他们的父母孩子在哪里上学，有的说刚从老家来，还没来得及找学校；有的说孩子早就不上学了……”
他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沿着四环路边缘一路寻访，农民工自己办的简易学校果然如他在媒介上所了解的。所谓的学校，办学人根本不是科班出身，同样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了，凭着有些文化将没处读书的孩子聚集起来。学校也极其不规范，租用的民房设施简陋，门口大铁门一闩，再养
条狼狗看着，有人来敲门，先被警惕地盘问一番，生怕是来封校的，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再问学校的教师状况，绝大多数是初高中毕业，素质较差。建一所规范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刻不容缓，但一个人毕竟身单力薄。此前，北师大农民之子协会的调查报告也给了黄鹤很大的震动，他找到会长说：“我们一起搞个学校吧。”两个教育系的研究生也自愿加入，四人开始了办学行动。
“我们跑遍北京，考察合适的校舍和相对集中的孩子群。”顶着八月的烈日，脚都磨破了，考察的结果不甚理想。一天他们从地图上发现南四环有个新发地，是一处很大的集贸市场，打算骑自行车去看看。
眼前的情景让黄鹤吃惊不小：“市场很大，小孩子这里一窝，那里一窝的。问他们的父母孩子在哪里上学，有的说刚从老家来，还没来得及找学校；有的说孩子早就不上学了；还有的带我们去看孩子上学的地方，那种学校和我在考察中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黄鹤曾于早期进入希望工程并工作多年，一直负责对全国希望小学的管理与教师的培训。但他发现农民工子女与希望工程救助的乡村孩子不同，“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不了学，也许就一辈子呆在山村里，而农民工子女不同，他们小小年纪随父母进了城，受到城市的熏染，当城市不公平对待他们，抛弃他们，长大后的他们会怎么做呢？”
■2001年8月6日，学校正式开学了，取名为“棚鹏”，蕴含的意思一望而知，黄鹤担任校长
四个人像发现了金矿，连夜赶写计划报告，着手建学校。他们在丰台区黄土岗附近的一家旅馆租了十间房，北京小学的校长捐助了150套课桌椅，还有电视和投影仪，黄鹤又将自己家里的书全部运过去，十间教室装备齐全。当四人再次登门让农民工们的子女去上学时，家长们都不敢相信，原以为他们之前不过是说说的，天底下哪有人干不赚钱的事。待一些人蹬着三轮车去学校一看，教室整整齐齐，老师都受过正儿八经的高等教育，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计划。2001年8月6日，学校正式开学了，取名为“棚鹏”，蕴含的意思一望而知，黄鹤担任校长。
然而二十天后，这只刚刚展翅的小鹏鸟就开始遭遇风暴，黄鹤第一次接到了封校的通知，理由是校舍不合格。学校随即迁至潘家庙的一所小学内，但一个月后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再次遭封。其他农民工学校一直在与政府玩捉迷藏，今天查封关掉，明天不查了再开，但一心办学的黄鹤不想做这样的游戏，更何况为了190名学生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将学校关掉。他希望学校能接受评估审核，获得许可批准，但似乎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在第三次“封校”与“护校”的对垒中，双方都出现了不冷静的行为。当看到课桌椅被强行搬出教室，书架被拉倒，孩子们放声大哭的时候，黄鹤醒悟到要为那些弱势的发不出声音的人说话，但这个声音必须理性而合法地发出，只有如此，再面对学生们“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老被查封？为什么北京孩子上的学校那么好”的疑问时便不会再无言以对。
一种事物的出现，人们对它的认知总需要一个过程。在各方面的协调之下，2001年12月，棚鹏学校搬到了大兴区，更名为“行知学校”，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与扶植，学校的综合实力飞速发展起来。但因一次次拆迁、房租问题，学校又不得不几次易地，每一次的经济损失，加之救助学生的增加，对这个本来就脆弱的民办学校都是不小的打击。
■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农民工子女上学如此之难？一直为学校的生存疲于奔命的黄鹤在思考
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农民工子女上学如此之难？一直为学校的生存疲于奔命的黄鹤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据2003年年底的统计，北京市流动人口数已经达到409万，是六年前人口普查时的近两倍，那时15岁以下的儿童、少年有16.2万人，如今这个数字只会激增。“北京没有这么多学校容纳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子女，而且农民工子女大多数聚集在四环和五环的边缘上，那里的学校，能力就更加有限了。”
黄鹤学校里的学生，家庭的年纯收入平均在四五千元，家中一般为两至三个孩子。他们在家乡本来是有享受义务教育的名额的，来北京的公立学校读书，就必须交纳借读费。而一个孩子的学费超过500元，对农民工家庭来说就是不小的负担。“上不起”是农民工子女选择农民工学校甚至辍学的重要原因。
黄鹤还了解到心理上的自卑感是孩子们不愿上学的隐情，“与城市的孩子相比，我们的孩子穿的比较差，吃的、用的都没有城市孩子好。”他发现，全校700多人，除了一个家庭条件不错，有些胖以外，其余几乎都是小豆芽菜。
“比农村的孩子幸运，比城市的孩子差，这就是农民工子女读书所处的边缘状态。”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同样处于边缘化，没有合法的手续，没有固定的校舍，经常被赶得搬来搬去；没有政策标准，与公立学校相比遭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黄鹤很担忧：“我们学校还有一些社会捐助，那些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为了躲避高额的电费、水费等各种费用，干脆找一个什么收费都少的、破旧的地方，再随便找一些老师，发四五百元的工资，最终受害的是孩子。”
在黄鹤看来，政府客观上应该承认农民工学校的价值，“有学上总比没学上好”，不要仅仅是简单的取缔，应该扶持，帮助他们办成标准化的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们上好学。确实不合格的再关闭，但也要安置好没有学上的学生。
经过近三年的实践，黄鹤总结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路：“首先要有政策法律的支持，制订实事求是的标准，给合格的农民工学校颁发办学许可证。这就促使办学的人能依法、标准化地为农民工子女们服务。
“政府给农民工学校一定的补助，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完全按照城里学校的标准，否则谁都做不起来，只能转嫁给学生，而他们只能承担400元到600元的学费。比农村小学稍高一些，比城市小学稍低一些，这就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实。
“鼓励社会捐助或投资，家长要承担相应的费用，完全享受义务教育的权益是不现实的。老师们要有志愿服务的精神，一个大学本科生在我们学校也就拿一千多块钱，低于城市学校的收入。”当这四项缺一不可时，才能建立起一所规范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陶行知曾说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办教育，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办这个学校实现了我的教育理想。”
如今，行知学校在黄鹤眼中已经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他追踪三年来学校招收的学生数量、收取的学费和房租、教学设备与教师工资的支出，希望研究总结出一套可推广的标准，向社会公布，今后谁来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操作。“再有两年时间应该可以拿出来。”
黄鹤信心十足：“我感觉中国的农村教育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教育体制与教育资源垄断的问题，应该加以改革和重新分配。贵族教育只可能是中国教育的补充而不是发展的方向。”
迄今为止，行知学校已经接待了十几个国家的教师代表团前来参观访问。外国专家认为他们现在探索的道路对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很有意义。目前，学校的办学许可证正在办理之中，它将成为大兴区第一个取得资格的流动人口学校。
“陶行知曾说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办教育，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办这个学校实现了我的教育理想。”
看着孩子们一点点地成长、改变，天天坐一两个小时公交车去学校的黄鹤感觉很快乐。不久前，学校救助的学生郭少欢当选了雅典奥运会火炬传递手，这是农民工子女张扬自己的好机会，黄鹤又喜又急，牙全肿了。
“他原来失学，考试四五十分，现在不仅拿八九十分，当了副班长，还被评为大兴区的十佳少年，彻底变了一个人。”
“靖家四姐弟，是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大的18岁，小的8岁，现在在同一个年级上学。如果不救助他们，现在还在垃圾堆里。” 对有人提出的“将学校划分为农民工子女的类别是否合适”的疑问，黄鹤不以为然：“人不一定是天天在一起心就在一起，他们与城市孩子即使生活得很近也可能思想距离很远。我们帮助学生融入到都市里去，将城市文明中先进的灌输给他们，同时又要保持他们身上来自农村的优秀的品质美，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各种学校仅仅是一种形式，教育的实质其实是一样的。”
黄鹤希望他的学生们将来能成为现代的好公民，既是城市人又是农村人，融合都市与农村文化的精华。“即使打工，也要脱离他们父辈那种粗放式的打工，拥有技术。”因此，学校计划建立职业教育，初中毕业分流的学生参加职业培训后可以直接面向社会。
被陶行知思想所指引的黄鹤一直戴圆眼镜来明誓他“一生办学”的志向，如果你问他二十年前的伙伴“黄鹤现在干什么”，尽管彼此已经多年未见，但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定是在办学。”
在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道路背后，有着黄鹤更长远的人生目标，他最终想建立起一所乡村师范大学，就像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一样。
“从乡村师范培养出的老师，专门从事农村教育与农民工子女教育。凡是需要这种教育的地方，我就为他们输送师资。有了这样一所学校，我就可以培养千百万个农民工教师或乡村教师，再去建立千百万所学校，培养千百万个社会的人。如果这样，我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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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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