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最新文章 |
|
|
|
|
高考快报 |
|
 |
第一期
走进大学高考服务手册在线版 |
|
征集理事单位公告 |
|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是国内综合性大学中著名的民办教育研究机构，2004年起设立“理事会”，形成中心发展和运行的良性治理结构，保证中心研究工作的延续性和实践价值，同时向政府教育决策层传递民办学校的心声、愿望和需求。
欢迎各地民办学校申请加入理事单位成员。
咨询：（0571）88273173 |
|
|
丘日谦的教育视界 |
 |
|
|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5-04-13 鲍东明 |
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的丘日谦校长，自称是教育发烧友。至今，他在香港从事教育工作已有30年，做过中学校长、大学讲师、前教育署督学。香港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使丘日谦校长有更多的机会“行走”于中国香港、内地和其他国家教育之间，这启发他对教育有一种创新的思维和想法。于是，在2002年，他辞去干了13年的中学校长职务，接手一所新开办的学校——真道书院，开始实践他的创新想法，把香港传统的“6+5+2”的13年学制缩短两年，采用崭新的“3+5+3”的11年中小学“直通车”模式。前不久，记者受丘日谦校长之邀，到真道书院考察、访问，并在他充满书香的办公室，就不少教育话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我们的交谈从他的11年“直通车”开始。
用新的课程理念统整11年的学习
记者：你们是怎样构造11年“直通车”模式的？
丘日谦：我们学校搞11年直通车，决不是把现行的13年学制简单地缩短一下，而是把学生从入小学门到进大学门这段学习时间的课程进行有效的统整，中间不再有过渡、适应及重叠的问题，形成一个稳定、连贯、持续的学习系统。
我们把这样的11年规划为三个阶段：一是基础阶段，即孩子6岁入学后的头三年。这个阶段是孩子从幼儿园或幼儿院生活到正规学校生活的开始，我们以建立学生好学、乐学的态度为主要目标。第二阶段是拓展阶段，为期五年。这是整个11年课程最重要的部分，主要目标是培养并巩固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发挥学生的各项潜能，为进入下一阶段做好身心准备。最后一个阶段是通达阶段，为期三年。在这三年里，学生除了把上一个阶段所学的知识、技能深化提升、融会贯通外，同时要完成大学预科国际文凭课程及本港未来设立的新高中课程，为参加大学预科国际文凭考试及本港未来设立的新高中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记者：在课程设计上有什么特点呢？
丘日谦：我们围绕着“全人”的教育培养目标，即学生在灵、德、智、美、体、群这些方面得到均衡发展，充分运用我们办学的自主权，建构宽广、均衡的校本课程体系。我这里所讲的校本课程，是不同于内地“校本课程”概念的。内地的“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开足后的课程，实际上剩下的空间就很小了。而我这里校本课程首先是一个统摄性理念，使所有的课程实现校本化。
我们的课程设计要考虑三个衔接：一是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课程衔接；二是要和国际课程发展接轨；三是要和内地的课程相联系。而我们要遵循的一条普遍原则是，所有的课程与儿童身心发展相适应，课程与儿童身心共同成长。
那么，在所有这些课程的背后，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一是我们尊重、热爱多元文化。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方，学生将来上大学以至就业可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地方；二是从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记者：说到校本课程问题，我想问您的是，一直以来，在香港也好，在内地也好，校长的主要职责是落实、执行统一的课程计划，那么，校长在校本课程领导方面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丘日谦：是这样的。课程是直接反映教学内容的，学校课程应该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应该具有灵活性。学校应该把反映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最新内容教给学生，而不是陈旧、过时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校本课程来实现。所以，今天的校长在校本课程领导上越来越重要了，而不是按照政府统一的课程计划去执行就可以了。同时，你的校本课程领导水平，也反映着你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特色。作为中央政府也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好，在课程改革中，怎样给学校留有更大的自主开发课程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所学校能否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只要检视一下课程的内容，就能清楚知道。
记者：中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为孩子终身发展打基础。您所理解的“基础”是什么？
丘日谦：这个基础就是教孩子学会学习，培养学生具有一种终身学习的能力。要让他们保持强烈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不只在学校里是这样，以后走出校门，学习的兴趣、动机仍然不减。在中小学阶段，千万不要过早地为学生定下一个要上什么样的名牌大学的目标，然后让他跟这个人、那个人去比，去竞争，这样的学习会使学生感到身心疲惫。
我做了十多年的校长，在接触的小学毕业生中，发现他们的学习水平差异非常大，有的能达到初中生水平，有的还停留在小学三四年级水平。他们的智商都很正常，为什么入学时能力差不多，六年后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实在与我们的教育不无关系，在许多时候、许多方面，我们有意或无意地打击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以致让他们产生了厌恶学习的心理。所以，我认为，孩子从幼儿园或幼儿院进到学校，应该叫他们有一个过渡期，保持幼儿园时期的快乐学习。我不太主张孩子在十岁之前就有许多功课、许多考试，按成绩排队更不应该。孩子的学习应该是愉快的、享受的，这也是我们真道书院强调的一种理念。
哪个地方的教育都有它的特色，不好用优劣去评判
记者：您曾到许多国家考察过教育，您觉得哪个地方的教育最让您心动？
丘日谦：我看过很多国家的教育，有些国家还不只看过一次两次。我的看法是，哪个地方的教育都有它的特色，你不好说这个地方的教育好，那个地方的教育不好，因为每个地方的教育都反映着地域的特点和文化背景。我看多了，也就不会太容易激动，更不会去复制人家的模式，只是通过多看，来不断地充实我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
近来，内地去挪威、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考察教育的人逐渐多起来，回来有些介绍，说那里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很强，个性化的课程设置很突出。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我想说的是，由于那几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特殊，距极地很近，冬天天亮得很晚黑得很早，气候寒冷。学生居住分散，地上积雪很厚，校车开一趟要两个多小时，学生很难同一时间到校。学校没法按统一时间上课，怎么办？每个学生有他自己的学习计划，有他自己的课程安排。进到学校，每个学生都做不同的事情。中午饭后，学生分别向老师汇报今天做的事情，老师再分别予以指导。学生学习不是整齐划一，但每个人学得都很好。老师自然就是促进者、指导者的角色。从小学开始，学生就是这样自主学习的，因为有它地理环境的因素。当雪下得特别大时，学生就不可能来学校，但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与老师交流。
了解美国教育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课堂非常宽松，很尊重学生的自由。有些学校甚至宽容到这样的程度，学生听老师的课，如果他觉得懂了，那么不等下课，他就可以离开课堂。一堂课，一会儿走一个学生，你说老师这课好上不好上？这和我们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咱们这里有严格的课堂组织纪律性，不论你这个学生对这节课感不感兴趣，掌握到什么程度了，40分钟或45分钟，你都得坐下来。你能说中国的课堂比美国的好，或者说美国的课堂比中国的好？恐怕不能这样说，它们反映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记者：现在有这样一种看法，说美国的中小学很强调教学的开放性，强调对学生开放思维和批判思维的培养，而我们的中小学教学非常强调系统性，注重教学生掌握系统知识，所以有人提出，如果把这两种教学结合起来，就是最好的教学，您怎么看？
丘日谦：美国的中小学教学强调开放性，中国的中小学教学注重系统性，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不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最好的教学，这很难说。我上面说过，一个地方的教育也好，教学也好，都反映着它的文化背景。
虽然我们强调教学的系统性、严谨性没什么错，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教学确实应该增强开放性，鼓励学生质疑、发问的精神，课堂应该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教师不要讲得那么满。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力应该从小培养，而切入点恐怕就在多鼓励学生质疑、发问上。把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好说，但实际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
记者：您对当前内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什么看法？
丘日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做全面的评价。我总的感觉是，内地的教育改革气势很大，教育发展很快。但我也有两点看法，想请同行思考。
一是内地的教育改革在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有的地方，接受国外的东西太快，甚至都没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就拿过来用。有的东西在人家那里经过实验，觉得不好，已经不用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还把它当成好东西。我们不是有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吗？其实教育改革也一样，首先要立足本土，注重挖掘、扩展自己的教育资源，然后再去借鉴、吸收别人的东西。
二是内地的不少学校越建越大，一所中小学就要占地上百亩甚至几百亩，装饰很华丽。这样的校园不要说香港没有，就是在那些发达国家也是很少见。当然，这反映了我们各地政府重视教育，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建得越大，装饰得越好，花钱肯定是越多。我想，即使我们有钱，也没必要过多地花在外表上，而是应该花在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上，像提高教师素质、进行课程改革等方面。
现代学校与家长之间应该是伙伴关系
记者：您说进入到您的学校的每个学生，您都要亲自面见，包括学生的家长，您认为这样做很必要吗？
丘日谦：很必要！我一定要亲自面见，当然同时也有其他老师参加。这样做，可以对学生及其家长的情况有个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要让家长了解我们的办学想法、教育要求，以便学校和家长在教育孩子上达成共识，形成一种合力。在我的观念中，学校和家长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
我通过亲自面见家长，还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学校而选择我们这所学校，他们满意于我们的是什么，他们不满意于其他学校的是什么，以便更快地朝我们的教育理想迈进。
记者：既然您认为学校和家长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那么家长对学校的有关工作是不是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呢？
丘日谦：这是当然的。我们每出台一项改革措施或工作方案，特别是与学生密切相关的，都要向家长说明，听取家长意见，家长理解、同意了才能执行。例如，我们的英语教学要根据孩子基础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进行分层教学。首先我们要告知家长，对家长的疑问作出答复，并化解家长的担心。通过这样的工作，家长知道了分层教学是为了孩子的最优发展，而孩子享受的教育资源是相同的，这样他们就会支持这项改革。学校不能不考虑家长的意见就自作主张。
我们学校经常会有公开课，这和内地可能有些不同。我们的公开课主要是面向家长的，我们请全校所有学生的家长来听课，有些课超过200位家长参与。听课后，家长向老师提出问题，与老师进行讨论。这和内地肯定不同，内地的家长哪敢向老师提意见？
记者：您这样做，不是把老师推到与校方的对立面了吗？
丘日谦：不会的。老师为了应对家长，他们肯定会来寻求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把学校的办学思想、秉持的教育理念进一步地传达给老师，老师再把它传达给家长，最后，老师、家长都在不断地受到我们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的熏染，大家都在不断提高，学校与家长的亲和力也就越来越强了。
香港的校长同样有很大压力
记者：在内地作为一个校长压力是挺大的，在香港当校长有压力吗？
丘日谦：在香港当校长也是有很大压力的。香港校长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怕学校关门。现在香港小学生源正处在持续下降时期，不多时中学也要面临相同问题。这样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的余地就越来越大了，如果你这所学校没有学生进来，那么就自动关门。作为一位校长，最后把一所学校办到关门的地步，总是个没有面子的事情。另外，也不会因这所学校关门，再安排你到另外的学校当校长。二是教育质量的压力。质量一方面通过学生考试成绩反映，另一方面通过特别行政区教统局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的评估反映，这种评估都是要定期进行的。如果你这所学校的评价结果老是比别的学校差，那么校长肯定有压力。总的来说，校长的压力主要是在办学水平上。
记者：校长之间有职级、收入上的差异吗？
丘日谦：没有很大差别，这和内地不一样。内地的中小学校长还有什么处级、副处级、科级之分，现在有的地方搞职级制，分几级校长，相应的收入也不一样。香港的校长这些方面的差别很小。初当校长有一个基本底薪，之后每年有一个增薪点，几年后就到顶了，即使你干20年，工资也就是那么多了。校长的收入与社会对你的学校评价如何没有关系，社会评价主要是一个声誉问题。
记者：那么，您作为这样一所新学校的校长，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具体压力呢？
丘日谦：作为这样一所新学校，那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这说明他们认同我们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那么，怎样把我们的办学水平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准和要求上？我们只有不懈怠，只有更加努力。我作为校长，比较多的是在宏观层面上思考问题，而老师是在微观层面上思考和实践，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让老师的“微观”层面更好地体现我们的“宏观”层面，这就要求我们要不停地了解老师的看法，使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不断地进行微调，达到互相配合的功效。要面对家长的要求，全校必定要上下一心，互相体谅，共同面对，压力就容易变成进步的动力。只要全校能与时俱进，那么校长再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
来 源： 中国教育报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