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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的寻梦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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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6-03-24 王珺 |
在众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中，黄鹤算个另类，他自称不同于其他办学者农民起义式的自救，“我们是有理论准备的。”黄鹤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有那么一点演说家的气势。
作为北京大兴区行知学校的校长，黄鹤每天往返于清华大学的家和大兴的学校之间，乘城铁转地铁再换公交车，这样城南城北地跑，他说是为了既能陪陪家人又不耽误学校的一摊子事。他承认，这一点自己比不上陶行知，陶行知为了教育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抛家舍子。
即便如此，黄鹤在许多人眼里，依然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稀有物种"，无论是他追随陶行知足迹的游学经历，还是坚持不拿文凭的六年研究生学习，再到白手起家创办公益性质的行知学校，其浓郁且执著的理想主义色彩都仿佛使他远离了这个时代。
“朋友们说我像‘五四’青年。”40岁的黄鹤身穿一件暗格夹克衫，下着咖啡色条绒裤，朴素而整洁。鼻梁上的黑框圆眼镜似在向人提示着他与陶行知之间的某种联系，“戴这种形状的眼镜在最初是刻意的，它是我和陶行知之间的介质，鞭策我像他那样办教育。”他解释说，“现在就无所谓了，我知道我与他之间已经很近很近，不再需要任何符号化的东西去提醒。”
黄鹤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去追寻陶行知的足迹，这实际上也是他确立并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追求的过程，尽管历经坎坷，但在追随先驱的路上，他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2001年，他决定为农民工子女办一所学校并以此为试验田，在这片园地上，探索并致力于推广为弱势群体办学的模式，实践他弘扬陶行知精神的教育理想。
黄鹤，更像一个消费时代的独行客，穿梭于他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
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记者：通过读书考学跳出农门，进而改变命运，这是大部分农村人的梦想，他们读书的原动力也就在于此。而你认为这恰恰是陶行知所批判的“无能的教育，残废的教育”，为什么？你觉得教育的力量在哪里？你又如何理解“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
黄鹤：我们必须看到，大部分的农民子弟是上不了大学的，可我们的教育给学生的完全是城市价值取向，即为了转户口而读书，那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却没有人为他们考虑。这样的教育使他们既不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根”的文化，也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立足的技能。我认为，农民的孩子首先要确认自己的身份，培养起对农业、对农民、对脚下的土地的感情。同时还要有改造环境的谋生能力，“知识改变命运”没错，但这个“知识”应该是立足于农业的知识，是足以使一个农民子弟赖以生存的知识和能力。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农村学校也是打工子弟学校需要思考的根本问题。
记者：你认为现实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吧。从你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经历中，我知道你因为一场大病而高考落榜，你是从自身认识到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吗？
黄鹤：对，我觉得我就是陶行知所批评的“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的乡村教育的产物，高考落榜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找不到出路。当时一方面因为家庭条件所限复读无门，一方面是对陶行知的景仰，我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乡村教育。
记者：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是幸运的，通过陶行知你隐约地找到了你要走的路么？
黄鹤：一本误买的《行知书信集》让我“结识”了陶行知，尽管之前根本不知道陶行知是何许人，但读了他的文章，我的心态就和一般的中学生不一样了，我在课本的扉页上写的都是“做一个像陶行知一样的大教育家”。尽管多少有些少年的狂妄，但我的决心真的很大，所以高考落榜后，我就自费去陶行知的家乡安徽歙县以及他当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等地考察学习。每到一地，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当地的图书馆办借书证，阅读大量教育学书籍。同一时期，我还去了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最好的中学听课。
记者：据说你在游学的四年里，自学了师范大学的课程，还把800万字的《陶行知全集》读了两遍？
黄鹤：那四年我是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知识和理论的准备。后来我到河南南阳的一所农村学校去教书，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求职，之后去深圳、北京、南京，教过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别人请我去的，因为研究陶行知，有了一点名气。但后来都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施展不开手脚。
记者：怎么走到为农民工子女办学校这条路上来的呢？
黄鹤：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一书中说孔子有三条道路：一是同流合污，二是聚众谋反，三是寻找明君，但没找到，所以68岁时回到故乡办学校。1999年，我在南京晓庄师范的改革没有成功，剃了个光头把自己关在家里反思：我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每一次似乎都是在我要全身心投入的时候路就消失了。反思的结果是，我没找对路，我必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2001年的一天，我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有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报道，得知虽然有一些由打工者自己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教学质量普遍较差。看了这个消息，一个念头冲进我的脑子，我终于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从此再没有别的选择。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一天，我站在天安门广场，对自己宣布：这是我投身教育的新的开始。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原来的苦苦求索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人民需要的那个“点”。陶行知说，一个真正办教育的人要到没有教育的地方去。我知道，为农民工子女办学校，这才是我的道路。
给他们一个新价值
记者：看过你写的一个报告，你说伴随着“申奥”的成功，你开始投身到“意想不到”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事业中。这个“意想不到”一定包含了不少的滋味。
黄鹤：概括地说，就是“意想不到的艰难，意想不到的悲壮，意想不到的影响，意想不到的发展”。决定办学校后，我从朋友处借了2000元钱作为启动资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庆丰等三位教育硕士共同创办棚鹏学校（行知学校前身）。这个校名颇有深意：棚——陋室也，谓弱势群体，即农民工子女；鹏——世之大鸟也，谓希望，昭示了我们的办学目的。棚鹏学校，意为“棚居何陋有真教，鹏翱万里在良师”。从东搬西挪、遭遇封校到2004年10月18日取得办学许可证，学校经历了许多事情，但这一办学宗旨一直是我们所坚持的。
记者：你把行知学校当成一片试验田，最初办学的诉求是什么？
黄鹤：办行知学校有两个动机，直接的是农民工子女上学很困难，我们要解决这个现实问题；第二，我强调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中小学的差异是次要的，共同性是主要的，不能因为是为农民工子女办的学校就降低要求，我办这个学校是要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建个模型，探讨为弱势群体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到底该怎么办。
记者：你认为搞清楚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才是抓住了改变乡村教育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根本，我想知道，行知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黄鹤：我23岁在山西当校长的时候，曾为自己的教育实验制订了这样的育人标准：让学生有一个强健的体魄，练一手好字，写一手好文章，有爱心，他可能考不上大学，但一定要学有所用，为今后的发展积聚起潜力。对农民工子女这个特殊群体而言，我们的学校最终应该使他们成为具有积极、健康心态，有社会责任感的建设者。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当代主体教育理论，我提出了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
记者：刚才谈乡村教育时，你说对农村孩子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对自我的确认，可是现在你所面对的这些孩子本身已经来到城市，是一种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你让他们怎样去确认自我？
黄鹤：不能再单纯地以回农村还是留在城市这样来分类，而是给他“新公民”的定位，让他不要忘了农民的“根”，同时又要融进城市。这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我们从开发校本课程入手，比如，以“多元文化”为主题，让学生介绍家乡的特产、家乡的风光、家乡的人文等等，同时引导他们了解城市文化。这样的教育时间长了就会渗透到他们的心里，他们不会再觉得农村就比城市差，农村人低人一等，你教给他热爱家乡的那片土地，他对自身才会产生深刻的认同感，同时才会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城市。
记者：这些孩子跟随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目的是逃离那片土地，那么这些孩子实际是没有根的，较他们的父母而言，他们的漂浮感会更强，你想过怎样消除他们的漂浮感吗？
黄鹤：我经常跟孩子们讲，将来谁去建设你们的家乡？是你们！你们从小学好本领，长大才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凭借你们对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差异的了解，你们是有能力使家乡脱离贫穷、走向富足的。我听说有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对学生讲：“你们的父母现在给城里人打工，你们要好好读书，以后叫城里人给你们打工。”这不是在培养孩子对城市的仇恨心理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对农民工子女这个群体的教育，最重要的还是教育他们对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培养他们生活的能力、自我生存的能力。
记者：你怎样帮助你的学生理解他们的价值？
黄鹤：我们在课堂上、在学校活动中都会向学生强化这样的观念：你们的父母很了不起，他们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贡献，GDP8%的增长率中有1%是你们父母干出来的。同时我们教育学生理性地看待在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诸如打工者遭受不公正对待等问题，我们要给学生一个建设者的态度，让他理解国家的困难，尽可能地帮他解决问题，而不是激发对立情绪，在此基础上，告诉他们也要看到自己的差距，鼓舞他们自强不息。我们就是要让孩子感觉到城市是友善的，家乡也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每个班都有地图，每个学生都在自己家乡的位置做了记号；我们还举办了以“热爱家乡”为主题的征文比赛。
刻意而为不为做秀
记者：你把行知学校定位为非营利的平民实验学校，它的公益性体现在哪里？
黄鹤：它的所有校产都是社会捐助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所有。本着陶行知“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的原则，我们只收取四五百元的学费，对那些实在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实行免费，开始时还到农民工聚居地挨家挨户地动员他们的孩子来上学，到现在我们已经接收了871名免费生。每每看到领着孩子来学校的家长，我就像看到当年我妈妈领着想进复读班的我，因为无钱无势而被关在门外的情景。所以在我们学校，没有哪一个老师敢说“没钱，你就不要来上学”这样的话。我的学校是为需要它的孩子办的，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内心办的。
记者：你从2001年学校创办开始一直坚持不拿工资，这样苛责自己为了什么？
黄鹤：我说过等学校不欠债了再拿工资，我是从今年开始领工资的，前3年没领过。我规定我拿学校教师平均工资的1.5倍，上线不超2000元，现在大约是1800—1900元的样子，在员工收入中排第10位左右。学校校委会动议我拿5000元每月，我说绝对不可以，那样我们的事业就毁了。我老在思考，我们很多公益机构最后都做不成，原因在哪儿？我觉得作为校长，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校校长必须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就是要让老师们感到，他们才是学校的主人。
记者：上世纪90年代，你分别在华中师大和北师大读了三年研究生课程，却没有取得学位，据说是你刻意不要的；听说你还刻意地拒绝转为城市户口，你这种刻意而为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有没有做秀的成分？
黄鹤：的确，我是刻意不要文凭和城市户口的，以我这智商读这么些年，博士后都拿下来了。我有3次转户口的机会，前两次都被我拒绝了，最后一次是在太太的说服下才同意的，唉，原来我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农民”的。为什么刻意地“不要”？我从未想过做出高尚的姿态去赢得尊敬，我是真心的，我就是要以自己为样板，让农民的孩子知道，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文凭，只要能自立，他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怨天尤人不行，只有自强不息，带着建设的心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什么都拿到了，就失去了说服力。之所以这么做，我是想给绝望的人以希望。
记者：你似乎很善于借助外力做你想做的事。
黄鹤：陶行知说，教育应该联合社会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是个很大的概念，因为教育培养的是社会的人，所以不能闭门造车。有人说我是活动家，能够调动很多资源，我说教育本身就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必须动用社会力量。行知学校办学四年来，从资金到设备主要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也正是我想探索的一种办学模式。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个成功者吗？
黄鹤：我最不喜欢“成功”的概念，我宁愿说我是个快乐的、平静的人。做我喜欢做的事，做有利于他人的事，特别是为那些苦难的人做点事使我感到生命的意义。我基本上是按照理想生活的人，但又不是书呆子，我是一步一步地做，是个建设者，在建设的过程中我很幸福。总的来说，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因为想做的事都实现了，最快乐的事是因为我的努力，让许多孩子上了学并且快乐地成长着。
记者：随着政策的到位、政府的重视，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到那时，你们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黄鹤：我承认，随着政府对此问题的认识，打工子弟学校只是过渡性的，他们上学的问题早晚会解决，不过，我们能做进程性的东西已经了不起了。另外，我们的定位是为弱势群体办学，今后相对的弱势群体依然会存在，比如下岗工人的子女，而且最后我还要战略转移到农村，要为农村培养师资。
记者：这是个消费的时代，你的经历让我很想知道你对“物质”的看法。
黄鹤：对生活我没有太多的奢求，只要整洁就行了。我生来害怕富贵，不习惯住很华丽的屋子，吃很贵的东西，我是农民的孩子，从小养成了简单的生活方式。在这点上我要说感谢我的爱人，这么多年她一直跟着我吃苦、奔波，幸运的是，我们是典型的价值观相同、性格互补的夫妻，我们平和地生活，只是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记者：你觉得你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是否属于“稀有动物”？
黄鹤：我觉得还正常吧。这些年为了理想走过一些地方，做了一些事，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这都很正常。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肯定是有原因的，四年的游学使我深深感受到农民的疾苦，所以我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为农民、为穷苦的人做点事；第二，陶行知确实是一种力量，虽然我与他隔了几十年的时光，但我处处感受到他，我尽可能地以他对教育的虔诚要求自己。
尽管每天都很忙，支持、帮助我的人也很多，但我还是时常地感到心灵的孤独。具体来说，我在苦苦寻觅一位大管家式的校长充实到我们的管理队伍中来，行知学校是一片教育的乐土，我热切地希望志同道合者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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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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