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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新课改：问题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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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5-12-21 翟晋玉 |
11月12日，由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农村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甘肃、四川、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的一线农村教师和校长，就西部农村学校在新课程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同来自北京等地的教育学者和专家进行了交流探讨。
形式主义加重教师负担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晓兰希望小学严芙兰老师认为，当前西部农村学校功利主义严重，课改表面上热热闹闹，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形式。应试色彩依然浓厚，考分还是评价教师的唯一参照物，老师的前途和学生的分数息息相关。
“老师负担太重，没有时间钻研教材。很多老师产生职业倦怠感，开始还觉得新鲜，时间长了，觉得教学是简单的重复的机械劳动，因而只是应付工作，而难以发挥创造性。”严老师说，应该切实减轻教师的负担，少些无意义的检查和评比，让老师从形式的东西中走出来，去积极创造。“应该建立激励机制，给老师人文关怀，让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智慧。”
“现在西部农村地区学校投入很少，教师缺编严重。”四川省仪陇县大罗乡中心学校贺勇校长说，他们那儿实行“缺三补一”，也就是说，缺3个老师才补一个。师资的紧缺使得教师超负荷运转，很多学校还存在代课教师问题。上面的检查评比此起彼伏，其中很多都是重复的无意义的，会议频繁，资料文件一大堆，有时自己都感到好笑。“校长成了资料和会议的奴隶，疲于应付，没有时间听课。”贺校长说，面对升学率和新课改的双重压力，他们不得不一方面努力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一方面实行一些新课改的做法，这无疑增加了教师的负担。
青海省互助县小寺小学雷延红老师说，她们那里新课改的“成长记录袋”变味了。“成长记录袋”需要家长、学生和老师三者配合填写，她们那儿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家长的文化水平很低，无法填写，不得不由教师或学生代替，于是“成长记录袋”形同虚设，主要是为了应付检查。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铁芳教授指出，现在很多检查注重教案而非备课，很多地方要求教案用手写，不能打印，有的学校甚至要求第一年用蓝笔，第二年用黑笔，以防抄袭。现在很多学校课件做得很花哨，对形式的追求远远超过内容，老师花大量时间应付课件，没有时间挖掘内容。教师的压力很大，新课改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把教师有限的精力从大量的低水平劳动中解放出来。
缺乏系统的教师培训
“新课改在西部农村非常难。”甘肃省靖远县三滩中学陆建娣老师说，尽管新课改规定了“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但在西部农村，还是有很多教师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了，有些参加课改的老师甚至连《课程标准》都没有见过。
即使培训了，想在三五天内改变一个人一辈子形成的观念也很难，“一些新课改的专家讲座很难内化为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南京师范大学郝京华教授认为，“传统的教授培训模式需要改革，培训不仅需要‘大家’，更需要现身说法的有经验的一线教师。”现在培训课程的随意性很大，不是精心设计的。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蓝建研究员认为，实施新课改必须要有系统的教师培训，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每一位教师在走上讲台之前，都要接受两周到一个月的正规培训，教师有小孩的还可以带小孩，甚至可以带保姆，以后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进行正规的培训。政府出资对农村教师培训，不仅是教课本，还有人文背景的教育，把他们送到城里参观博物馆、各种展览，等等。当地的督导人员也要定期到学校听课指导，这是一种大培训观。很多周边比我们贫困落后的国家都做到了，我们也应该能做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褚宏启教授指出，我们对教师和校长的培训极其薄弱。中英甘肃项目土建花费仅占24%，大部分资金都是用来做教师培训，我们80%的资金都用来搞硬件。
教学中的困难
西部农村教师在对新教材的适应方面还有很多困难。比如，新教材中很多内容城市的孩子熟悉，农村的孩子却不懂，如打折销售、肯德鸡、匹萨饼等，有的甚至教师也没见过。“教材中有些探究性问题老师都没有搞懂，何况学生。”陆老师说，让她们更头疼的是教学内容与考试脱节，“上课讲的学生都会，一考就不会”，成绩好的学生经常考60分左右，考高分的情况很少。“考不好学生就没信心和兴趣了。应该进行考试制度的改革，让学生有成就感，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高分的学生，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收获。”陆老师说，她感到的另一个困难是“书本和生活联系不起来，需要专家型和综合型的老师，要能够融会贯通，农村的老师在这方面还比较弱”。
新课改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比较多。而多位来自西部的农村教师提到，西部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匮乏，很多基本的实验都无法开展。陆老师说，她们学校的生物、物理、化学实验，最多只能上50%。而有些条件更差的学校连这也达不到，实验课基本上只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讲，“做实验”变成了“听”实验。“学校应该配备各方面的器材，否则就是纸上谈兵。”陆老师说，让教师自制教学用具不太现实，她们每周平均二三十节课，还要批改大量作业，工作量很大，很难有额外时间。学校没有多媒体和投影仪，甚至没有最基本的长方体、圆柱等教学用具，她就让孩子们把胡萝卜切成长方体。陆老师尽量把农村孩子未接触过的城市化的东西转化为他们熟悉的，比如农村孩子没见过铁轨，她就给他们讲当地栽水稻时要拉的两条平行线。“如果有更好的条件，就能教得非常有趣味，把动手与多媒体结合起来，会上一个层次。”
西部农村的老教师有更大的困难。陆老师说，50多岁的胡老师曾经是她的老师，数学教得非常好，是她们乡里数学教学的权威，很多年轻的数学老师有不懂的问题都向他请教，但现在面对新课改，胡老师显得不太适应。她们学校年轻的老师教两个班，胡老师教一个班，学生的成绩却几乎每次都排在最后。
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的行政化
西部农村地区教育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褚教授认为，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是“教而优则仕”，当校长后就不再教书了，甚至不听课了。现在有一种说法：新课改“成在教师，败在校长”。“管理者同时要成为好的教育者，现在很多学校办得像军队、监狱或企业，学校不是军队，不是监狱，不是企业，学校就要办得像学校。学校最核心的业务是教学，校长要深入课堂，做教育研究。要常听课，会评课，要‘进得了课堂，讲得出名堂’。校长还要成为好的领导者，领导者和管理者不一样，领导者是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把事情做正确。”褚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对政府的依赖性，使校长的自主能力下降。“问题的根子在上面，局长折腾校长，校长折腾老师。有的校长说把上面教育局撤掉，我的学校会更好，这当然有些极端了，但是教育局确实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教育局要为学校管理服务，校长要为教师的教学服务，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现在都倒过来了，学生为老师服务，老师为校长服务，校长为局长服务。”
褚教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行政化而非专业化，很多教育局长是原来的交通局长、镇长来当，他们对教育外行，有的虽然很能干，但抓不到点子上。甚至主管教育的副区长、副市长也对教育不了解，不重视，或者是重视的方向有问题，很多还是在关注分数而非学生的全面发展。有些地方还在搞“三苦”精神，校长苦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大打高考仗。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很肤浅，不懂得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一俊遮百丑”，分数高就什么都好了。现在每年不知道有多少满身毛病的孩子走进清华、北大。
“我们现在的教育太不合理，太浮躁了。”褚教授认为，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要提倡科学化和民主化。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教育，什么“快乐教育”、“成功教育”……有人统计有600多种各式各样的教育，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而实际上真正的教育也就那么几种。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是以人为本。教育中的民主也非常缺乏，很多校长非常专制和粗暴。褚教授认为，新课改有很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培养民主、合作的公民，要从娃娃抓起。我们不应该光盖房子，要把盖房子的一部分钱拿来改造思想和制度。
西南大学于波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经常提“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其实这里面有一种“清官”意识，没有对制度进行思考追究。好校长对学校的发展诚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我们的学校需要科学与人本管理相结合，科学主要表现在有效性、规范性和责任性，人本主要表现在参与性、激励性和发展性，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环境，这样才能实施好新课改，才能进行素质教育。
刘铁芳教授认为，实施新课改教育局长要先专业化，现在很多教育局长不是实实在在地推动课改，而是把它当成了往脸上“贴金”的因素。
新课改带来的新变化
尽管有很多问题和困难，还是有不少西部农村教师表示喜欢新课改带来的变化，并在实践中努力贯彻新课改的理念。雷延红老师说，新课改让她们的教育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满堂灌，教师学会了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教学方法越来越形式多样，教师开始关注学生个性差异、学习过程和方法等，加强了课前准备，开始花时间琢磨学生。”
郝京华教授认为，新课改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倡导在亲身观察和活动中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情感和价值观。有位西部农村老师一堂观察花生的课上了一个下午，他发给学生每人一粒花生，让学生仔细观察，记住自己花生的特点；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让学生认出自己的花生；接下来，让学生分别给自己的花生画像，然后拿着别人的画像寻找和辨认别人的花生，最后他们都对自己花生的特点非常熟悉了，把它当成自己的好朋友。还有一位老师社会课把学生的家长请来，家长和学生一起上，先让学生分别站在挡板后，只露出手，让家长辨认自己孩子的手，结果家长很容易都认出了自己孩子的手。然后再让家长分别站在挡板后，让学生辨认自己父母的手，结果只有一个孩子能认出自己父母的手。接下来让家长说出自己孩子喜欢吃的菜，家长们都说出来了，让学生说出自己父母喜欢吃的菜，却几乎没有孩子能说出，最后孩子们很受触动，都坐不住了。这样的课不仅让孩子学会了观察事物，培养了他们的观察、交往和创造能力，而且对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很有帮助。
反思：
蓝建研究员认为，现在教育中的城市中心主义越来越严重。我们要以平等的视角来看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的教育，城市的老师就一定比农村的老师强吗？农村的学生就一定比城市的学生差吗？城市一定比农村的教育资源丰富吗？教育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名人、名胜古迹等，还有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事情。农村社区和城市一样，每天都发生着无数的事情，这些都是丰富的教育资源。课改不是要用城市现代化消灭农村，有些农村的教育方式也很好，比如复式教学，不仅中国有，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并且开展得很好。“农村教育搞不好，城市教育也好不到哪儿去”，对农村教师来说，无论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都是农村教育的支柱，没有他们，学校就要关门。农村教师要充分相信自己，不要自卑。
“如果说课改的阻力主要在城市，那么困难更多的是在农村。”教育部课程中心主任助理刘坚说，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课改实验区包括西部农村的实验区，“新课改在蓬勃开展，滋养着那儿的师生”。刘坚认为，新课改的本质是追求民主、科学、开放、合作、共建的文化，力求给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成长的环境，关注他们个性的全面发展。“新课改一定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要分清，哪些是新课改自身的问题，哪些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基础教育欠帐积累的问题。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课改头上。”
刘铁芳教授认为，课改不仅仅是课程的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很多西部农村的家长和学生认为，课改与否甚至多读一年少读一年对他们没有多大意义，“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关心的是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具体的东西，我们关心的则是抽象的“普九”达标，科教兴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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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中国教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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